我國正在加快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方式重大創新的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本身就屬于治理模式創新,但作為對象,PPP也需要治理。2014年以來的PPP發展熱潮取得了顯著成績,也暴露了很多問題,比如明股實債、固定回報、資本金穿透、偽PPP盛行等,亟需治理。
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的PPP發展一直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這種空間差異既反映在項目的空間分布上,也體現在PPP的應用特征上。就PPP項目的空間布局而言,以財政部入庫PPP項目為例,截至2018年1月31日,入庫項目總計7446個,最多的前三省份是河南(695個)、山東(639個)和湖南(591個),最少的三個省份是西藏(2個)、上海(2個)和天津(14個)。此外,PPP項目的區域差異還體現在城鄉之間,PPP項目過多地集中于城市,在廣大鄉鎮的推進力度不夠,結果導致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就PPP的應用特征而言,比如PPP的驅動因素,按照熊偉和諸大建(2017)提出的PPP3.0理論,PPP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PPP1.0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填補公共財政資金缺口,PPP2.0的驅動因素是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公共產品的供給效率,PPP3.0的驅動因素是促進可持續發展。PPP的三個階段并不是線性的,而是雙向演化和可能同時并存的。不同階段PPP的驅動因素是不一樣的,甚至相同的階段,不同區域的PPP驅動因素也存在差異。PPP的區域差異,部分屬于正常范疇,比如稟賦差異和需求差異帶來的區域差異;也有部分是非正常的,比如地方政府認知和能力不到位導致亂用、濫用PPP。此外,區域發展不平衡要求PPP的政策具有靈活性,但目前國家政策卻是一視同仁,全國“一刀切”,缺乏政策彈性,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因此,需要通過空間治理機制對PPP進行矯正、引導和調控。
PPP的治理手段很多,比如關系治理、契約治理、網絡治理和項目治理。但空間治理無疑是研究相對薄弱的環節。與地理領域的空間治理不同,在PPP治理領域,空間治理更強調結合PPP的特征和需求,通過空間和制度手段,修復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不平衡不充分。空間治理不僅是發現空間差異,也不是坐視空間差異,而是在正視和分析空間差異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對癥下藥,通過空間治理模式和政策調控,從而對空間格局進行優化,縮小空間差異,促進空間正義。
PPP的空間治理首先是識別和診斷PPP的時空格局和演化特征,并從時間序列和空間尺度對中國PPP驅動因素的階段性和區域性差異進行分析和測度。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事前-事中-事后”呼應的動態評估與調控體系,從而實現對PPP項目的過程控制與優化。PPP空間治理的事前評估就是立足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狀,構建中國城市PPP適宜性評價,通過加權指標體系對中國城市采用PPP模式的適宜性進行評估。事中評估就是根據PPP項目的實施績效對PPP入庫項目進行動態調整和清理整頓。事后評估就是構建中國地方政府PPP治理能力評價,目的在于對地方政府實施PPP模式的管控水平進行評估,識別和診斷地方政府PPP治理能力的區域差異及其原因,根據評估結果采取針對性的改進措施,從而提升地方政府PPP治理能力。
目前,PPP的空間治理在概念界定、內涵特征、實施路徑、技術手段等方面都處于起步階段。尤其是空間治理是一個跨學科的集成研究,需要項目管理、公共管理、地理學和經濟學等相關學科視角、理論和方法的融合,難度較大。但PPP空間治理緊緊圍繞這一輪PPP熱潮中暴露出來的“一刀切”政策模式、運動式發展陷阱、制度效率低下、地方政府能力不足等問題,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不可不推,也不可晚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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