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中國到2020年的改革發展指明了戰略方向，經濟社會發展將會發生重大變化。其中，對建筑市場的影響將是深刻的、廣泛的。我們必須認清形勢，做好準備，提前調整戰略和戰術，以應對這些變化。

　　總攬三中全會的公報，我認為這次全面推進改革的決議，對建筑市場的影響總體是正面的，是機會與挑戰并存，而機會大于挑戰。但是，如果不能全面分析，提高風險和憂患意識，這一輪的改革或許會成為某些企業失敗的起點。因此，筆者試著從對建筑業市場的角度分析解讀全會公報，為建筑業從業者大家提供一些建設性意見。

　　對建筑市場的整體影響

　　總趨勢。總體上講，建筑市場總量仍然會逐年遞增，但增長趨勢會放緩。甚至在近幾年的某個階段，增長會降低到個位數(從2002年以后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全國建筑業增長率一般在20%以上)。原因：投資的主體將發生變化，政府投資總體減少，包括國有企事業單位投資會在一個時期降低。國家將鼓勵民營資本投資，但這部分投資完全替代政府投資，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另一方面，投資的慣性效應會使經濟社會投資總規模變化緩慢顯現。政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意味著國家不會再使用當年浦東開發時使用的強力行政手段，導致國家總體發展方向在短期內發生重大變化。投資對建筑業的影響是強關聯的，而且反應會很快。

　　市場管理。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上有這樣一段話：“強調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這可能會對建筑市場帶來如下變化：

　　一是各地市場準入規則發生變化，進入門檻降低，競爭標準提高。競爭當中，地方或行業的歧視性門檻將會逐步取消，特別是地方獎項或行業業績可能會受到外來企業以及行業外企業的詬病，不能成為競爭條件，而企業真實的管理能力和技術能力將會成為競爭力的核心組成部分。

　　二是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在同一平臺競爭加劇，導致企業層次和市場層次分化會逐漸顯現。

　　三是政府對企業及市場的管理趨向于自定規則、利用市場機制、加大服務而不是管控，信息會更加透明(如不良記錄的公示，良好記錄的公示，企業市場行為記錄可能更加公開、及時)。這對我們在各地市場上的行為會產生影響。

　　四是行業協會的作用會發生變化。

　　五是境外企業準入會發生變化，作為建筑企業，客戶群體組成將在一段時間后發生變化。

　　細分市場的變化。一是政府對樓堂館所的投資會大幅度縮減，這意味著政府項目這個細分市場將快速萎縮。

　　二是基礎設施的投資繼續加大。我國的基礎設施條件依然是很落后的，如高速公路密度、高鐵密度、高速通訊設施、輸變電設施、能源運輸通道等等。這些基礎設施中對建筑市場的貢獻巨大，行業市場準入放開，將會給這些產業的非傳統建筑企業帶來重要機遇。

　　三是公益事業市場將會持續升溫：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由這樣一段話：“國有資本投資運營要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城鎮化、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其中，健全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為國民提供充足的公共產品將會是下階段政府的重點工作之一。特別是，城鄉一體化和城鎮化建設，意味著大量的醫院、學校、社區服務中心、文藝體育設施、市民活動場所、養老設施、城市交通服務設施等面臨增加、升級改造的壓力。公益事業市場將會成為下階段的熱點市場。

　　四是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服務業將會成為下階段大力發展的行業。服務行業發展意味著：金融服務業將會有長足的發展，金融服務用房市場將會增加;服務性行業中，酒店、餐飲、娛樂用房將會增加;咨詢服務行業會有較大增長，此類辦公用房將會增加;社區服務設施增加;商業服務設施增加。

　　五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動科技進步、建設生態文明、實施環境保護作為到2020年的重點國家戰略方向。這意味著：科技創新與進步將帶來科研、學術研究設施市場增量放大;大型或高精尖廠房項目增多，科技現代化將對生產廠房的需求增多;與環保相關的科研、生產、設施大量增加，給建筑行業的市場開拓帶來機會;節能環保的要求，以及大量科技進步產品的出現，使得建筑業的施工技術、管理技術、材料技術、工藝技術將會面臨來自市場需求和內部成本利潤的壓力，我們必須給予前瞻性的關注。對于傳統的大宗的材料或設備，其市場透明度高，價格競爭激烈，已經將企業的利潤空間擠占殆盡，如果不引入高技術含量的材料，無論在滿足客戶功能要求方面，還是企業自身的成本——利潤方面，都會導致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被動。

　　競爭模式發生變化。同樣，節能、環保等現代的生產、生活和治理理念，以及政府對這方面的關注，將會改變市場競爭模式。這種改變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生產技術的變化：國家必然會在一定時期內強制推行綠色生產/施工標準，企業應提前應對;二是客戶將對生產過程中的排放給予更高的關注，迫使企業對生產方式和采用的工藝、技術進行革新;三是行業管理方向將會根據國家戰略發生改變，對綠色建筑、綠色施工、綠色產品、綠色管理等方面的評價、分級將會很快推廣，并影響到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競爭能力。

　　區域市場的變化。當前城鎮化水平的東西部差距，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戰略規劃，今后東西部市場的變化可能是這樣的：一是東部發達地區將會就城市功能布局進行調整，城市發展優化，形成市場帶或大城市圈。這意味著商業或綜合體建筑、醫院、養老設施、城市交通樞紐等建筑市場規模會持續增長。政府投資將讓渡給企業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

　　二是西部城鎮化建設加速。城市擴容，偏遠、貧瘠、貧困地區人口會逐漸向升級的城鎮或新建的城鎮集中，城鎮建設加速。建筑裝飾市場將會進一步升溫。政府投資將會結合民營資本投資，各占一定的重要地位。

　　三是新老發展地區間的交通聯系將加強，高速鐵路、機場建設仍將會在很長時期內保持規模。其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規模、增長速度均將高于東部。這部分投資的主體仍是政府，但民營資本將會得到鼓勵，會大量進入。

　　四是上海自貿區作為實驗性區域，將會引領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向。自貿區成功與否，擴大規模和推廣到國內其他區域，以及由此帶來的輻射效應，渡江使我們面臨的區域市場發生深刻變化，方向如何?依然是政府打頭陣，民營資本逐漸成為主體。

　　五是政府投資與民營資本投資將會形成民進國退的總體局面。不同地區，這種變化程度不同，進度不同。企業應有針對性地對區域市場進行研究，選擇不同策略進行應對。

　　企業經營策略或途徑的變化

　　推進國家治理對建筑業的影響，來自于政府將改變執政方式，改變政府對行業、市場的管理方式方法;政府管理改為“治理”，國家與人民之關系從從屬關系，到法人關系，再過渡到契約關系。它帶來的變革性有三：其一“治理”服從了人民的主體優先性，這與近期的群眾路線教育是一致的;其二，限制政府干預能力，而公共服務、監督職能更加突出;其三，治理是一個體系，多元化的治理結構將逐漸形成，司法體系、審計體系、社會組織體系、基層民主體系將得到扶持。可以預期，今后，企業經營面對的變化可能是這樣的：

　　一是政府加強對官員的行為的監督，以及政府對市場干預權利的削減，將使公務員對市場機制的干預減少，政府官員對企業經營的影響會減弱;二是民營資本單獨投資或與國營資本聯合投資，將改變項目投資決策模式;三是司法體系、升級體系的健全和職能加強，對企業的經營方式和具體的戰術組合將帶來重大影響;四是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以及核心競爭力的基礎—核心管理能力，是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不敗之地的根本;

　　行業管理的變化趨勢

　　一是對市場準入的限制可能改變，包括對資質的管理;二是以往部分政府對行業市場的管理職能可能交于行業協會;三是行業協會對企業的管理將從宏觀向從宏觀到微觀發展，特別是信息服務和行業標準的制定等方面應當得到重大改變;四是企業間成立合作協會的門檻降低，行業內不同類型、層次的企業可能逐漸自發形成次級協會，自定標準、協調市場行為;五是行業從業人員可能在企業協會的框架內形成更多的自發的協作與管理組織，形成專門的專業從業人員協會，自定標準，自我管理，并逐漸形成由影響力的從業人員自制組織。

　　對企業管理的影響

　　十八屆三中全會升級全面改革，對企業管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筆者認為，這種影響的本質，是要求企業必須建立其系統的核心管理體系，增強核心競爭能力，并隨著市場和國家戰略的不斷推進，核心管理能力不斷發展、提升。中國的經濟，主要是依靠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帶動，即便民營資本的代表—民營企業繼續發展壯大，并進入國有資本領域，國有企業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占據經濟主導地位。國家將會使用政策、市場、財政等多種手段，著力打造國有或國有資本控股企業的核心管理能力，使其在經濟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地位得到穩固。并帶動全社會經濟效率的提升。

　　一是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即《決定》中反復提到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對于國有企業，國家將從資本管理入手企業的現代化治理，不再介入企業經營，實現完全的企業現代治理結構的建立。因此，國家作為投資人，對企業的管理將從關注經營業績，到關注企業管理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對企業的要求是，企業內部管理的重點將轉移到企業制度文化等管理建設方面。

　　二是民營資本進入國有企業領域，將會導致企業的治理結構發生本質的變化，從企業管理層的組建，到企業管理制度體系及戰略目標的設計等，都會發生重大變化。國家對民營資本進入國有企業的放開，根本目的是提高國有企業的管理效率，提升國有資本的效能。

　　三是企業管理體系升級，要解決的主要不是公平問題，仍是效率問題，以效率解決公平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中，對國家、社會政府治理的調整，重點突出的是對市場效率的關注，將很多政府行政手段弱化或取消，將資源配置問題交予市場。這意味著國家對國有企業的傾斜將在政策層面逐步削弱或取消，將企業完全放到市場競爭當中，形成更符合市場要求的企業，最終提升國有資本乃至全社會資本的效率。但是，如果部分國有資本的效率始終得不到提高，對政府和社會的回報長期低于預期，政府很可能會放棄。這就意味著部分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管理者將會失去生存的機會，退出市場。

　　四是建筑企業對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的把握。經濟運行的去政策化對建筑業企業，從表面上影響不大。因為建筑業企業很早就進入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當中。但是，就生產要素來講，市場體系和政府治理體系完善，意味著要素的獲得只能通過市場競爭，價格將更加市場化。企業對市場形勢的預判以及對要素價格的了解與理解對企業競爭的影響將加大;我個人認為，建立生產要素的戰略管理將勢在必行。雖然招標無疑是一種有效的價格控制機制，并且具有一定的效率，但并不是唯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低效或無效的行為。戰略合作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高效的管理方式;或者說，競爭性方式與尊敬真心方式應結合，形成混合管理模式。

　　五是企業內部運行效率提高實在必行。一方面，企業管理體系自身決定的管理效率要提升。這方面的提升，是指企業的管理體系應當是高效的，管理鏈條要經濟(不是越短越好)，管理制度流程等更符合市場的要求;一方面，企業管理體系的運行效率要提升。運行效率。這是指企業建立管理體系后，要隨時控制體系的運行，評價運行的效率，并有系統化的措施保障運行效率處于可以接受，直至令管理層滿意的程度。

　　對生產要素價格或企業生產成本的影響

　　一是三中全會中提出：“城鎮化、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意味著農民工的政治地位發生根本變化，同時，農民工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將發生很大變化，對我們的勞動力管理與成本管理將會帶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的趨勢，應當是勞動力這一要素價格持續上升。單獨二孩政策的出臺，說明勞動力數量比例下降，已經使得政府不得不面對勞動力長期短缺的困境。雖然，農民工的政治地位變化帶來的這些變化屬于全行業，甚至全社會將要面對的問題，但我們早作準備將會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占據先發地位。

　　二是農地承包經營權與宅基地流轉。農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可能會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城。而宅基地流轉，意味著農民將會在種植養殖與進城務工后，增加資產收益項。這一變化可能引起兩種后果，一是農民對收入的預期提高，二是對近城鎮和經濟較發達地區農民來說，進城務工的引力減少，意味著農民工的技術、意識層次會降低。其后果是企業教育培訓與管理成本將會升高。

　　企業生產模式的變化趨勢

　　一是三中全會決議提出科技進步、生態文明建設等重大國家戰略方向，將會全面推動企業的技術進步與升級。未來在市場競爭中，企業管理、生產的科技含量將決定了企業在競爭中的地位和發展空間。

　　二是生產要素價格中，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倒逼企業加強勞動生產率的管理，加快生產方式的升級，提高生產方式的技術含量，降低初級勞動力的投入量。

　　三是生態環保的需要，將迫使企業轉向環保型生產方式，加大生產國產中的生態環保管理，提高環保產品的使用比例，更傾向于高生態環保含量的設計和施工技術的采用等。這些將會對企業的技術進度、技術研發產生巨大推動，一方面為企業開拓新的市場提供機會，一方面，將推動企業改變生產方式，提高科技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