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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稱，2014年為PPP元年。2014年，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積極推廣PPP，隨后發改委、財政部出臺了PPP的指導文件，財政部推出了首批PPP示范項目，各省陸續出臺地方PPP指引，推出省內首批示范項目，一些PPP示范項目已經逐漸落地。
PPP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簡稱。PPP項目主要集中在準公益領域事業，提供的是公共產品，如供水、供熱、垃圾處理、市政交通等。
PPP可以為城鎮化投資建設籌集資金，可以消化存量地方債;甚至有人提出，PPP將開啟民間“四萬億”，繼續發揮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
各路資本熱切關注PPP，PPP項目的陸續推出，意味著投資機會的增多—原本由政府獨資、主導的領域，不斷向民間資本開放。
社會資本進入PPP有何顧慮，需要有什么機制來解除這些顧慮?PPP僅僅是為了化解地方債嗎?2015年將開啟的價格改革，意味著一系列公共產品將面臨價格調整，是否會促進PPP，進而保障社會投資，穩住宏觀經濟?適宜采用PPP的領域中，是否有哪些領域比較成熟?PPP作為一種新的模式，會帶來哪些改變?PPP融資方面，需要有哪些創新?
帶著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趙全厚。
定價是關鍵
《21世紀》：社會資本進入到PPP領域有沒有疑慮?主要有些什么問題?
趙全厚：應該說社會資本有不少的疑慮。適合PPP模式的領域里，有些政府投入是賠本的，社會資本進入后，通過努力經營，可能會虧損得少一些。
要想讓社會資本更愿意進入，關鍵在于是否能營造一個寬松的環境，尤其是公共產品的定價是否合理。比如北京地鐵，因為原來價格限定在2元，靠這部分收入很難覆蓋成本，所以社會資本不愿意進入。
《21世紀》：按照國務院的部署，2015年將有系列價格改革。這樣是否會促進PPP投資，穩住投資，進而穩住宏觀經濟?
趙全厚：不僅僅是為了配合投資。即便不是為了保住GDP增速，公共服務價格也需要調整。比如北京每年為公交地鐵補貼的財政資金就是200億元左右，影響政府財政的可持續性。依靠政府主導投資，會形成巨大的債務壓力。因此，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圍內適當提高基本服務的價格，舒緩財政壓力，對財政可持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很多政府運營的公共服務，靠政府財政不斷投資建設和補貼運營是難以持續的。所以，為保障財政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對相關價格進行調整。況且，利用PPP模式，也需要科學合理的公共定價機制，給社會資本留存一定的盈利空間。
《21世紀》：目前政府鼓勵采用PPP模式的領域，包括供水、供熱、垃圾處理、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是否有運作經驗較多、模式較成熟、資本更青睞的領域?哪些領域相對不成熟的?
趙全厚：這都不好說。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很多地方都在進行PPP的嘗試，有自來水廠的，有垃圾處理的，有公交的，有地鐵的，各個領域都有。但不同地方運作情況差異很大。比如說北京，北京地鐵四號線后，繼續采用PPP模式修建的地鐵并不多。為什么北京政府不愿意采用PPP的模式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日子好過的時候，依靠政府自身財力投入完全可以投資運營的項目，為何要吸引社會資本、走一個更繁瑣的程序呢?從現實情況看，地方試驗PPP模式有一個特點：在財政狀況好的地方和好的時候，PPP案例比較少。
倒逼政府改革 提高治理水平
《21世紀》：也就是說，因為經濟增速下行，地方還債壓力大，才大力推薦PPP模式?
趙全厚：紓緩政府債務壓力、防范財政風險是力推PPP的原因之一。但不僅僅如此，按照財政部下發的關于PPP的規范通知里就提到了三個原因：一是信息化和新型城鎮化的融資需要;二是國家治理機制的完善的需要;三，推廣PPP模式是構建現代財政的重要內容。
《21世紀》：PPP模式不是針對具體項目，由政府和社會資本進行合作，更多是微觀層面的操作，跟宏觀上的國家治理有什么關系?
趙全厚：通過私人資本介入，有利于提高這些領域的服務質量，效率會更好，這樣給社會資源更節約、滿意度更高的公共服務。
像供水供熱這樣的領域，原來都是政府的地盤，由政府說了算。現在引入PPP模式，引入社會資本，必然需要照顧股權的利益和訴求，進而產生一種產權制約，形成一種合作模式：任何一個決策都是多方討論的結果，也能減少決策的失誤。
通過PPP模式來提供公共服務，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既要考慮老百姓對服務質量的滿意程度，又要考慮投資方愿不愿意介入。合作過程中，社會資本指出一些不當的地方，還要改正。這樣，政府就變成一個組織協調者，而不是包辦者。
《21世紀》：這對政府而言，將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趙全厚：沒錯，這個過程也需要地方政府達成共識。如果是在財政日子好過的時候，地方政府必然缺少改革的動力，難以形成共識;政府此前形成了一些不好的習慣，即在經濟好轉的時候，就希望自己上馬;經濟形勢不好的狀況下，才想到把項目交給民間資本。宏觀經濟是有波動的，如果政府的政策隨著經濟周期(三年或五年)來回地搖擺，沒法使社會資本形成穩定的預期，怎么樣保障地方政府守住合同文本、堅持合作精神，這也是民間資本顧慮的一個原因。但越是在經濟困難、財政困難的時候，越容易達成共識，越容易進行改革。因此，要抓住當下的時機，制定較為長遠的戰略性考量，為通過PPP模式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而形成共識，并通過立法來保障PPP機制的穩定性。
決策要公開透明
《21世紀》：除了上述定價機制不完善、政府政策有所搖擺之外，還有其他因素會制約資本的進入嗎?
趙全厚：除了經濟周期波動，帶來的政策波動外，因為PPP項目周期較長，有些供水項目周期甚至可以達到五六十年，這中間會跨越好幾屆政府。
不同屆政府可能也有不同偏好，李市長喜歡這樣，王市長可能又喜歡那樣規劃。同樣為了保障合同的順利執行，減少中途變卦等難以預期到的因素，也需要立法的保障。
《21世紀》：像供水供熱這些領域，如果要調價的話，反對的聲音應該特別多。這該如何處理呢?
趙全厚：肯定很困難。因為像水、供熱、供電等這些公共產品，都是聯合消費、剛性消費，影響深遠，可能會導致公眾的怨言。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要知道政府提供價廉的公共服務，相應地就會提高相關稅負，不然的話，債務會很高，財政風險要積聚，最終還是需要老百姓償付的。因此，要保障這些改革的推進需要取得社會的理解和諒解，要交待事實，交待賬本，要提高政府財政信息的透明度。
《21世紀》：現在地方債壓力很大，急需化解存量債務，大家會比較容易達成共識嗎?
趙全厚：其實政府也面臨兩難的狀況，一方面希望通過PPP化解存量債務;另一方面，通過PPP模式，又要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尤其在當下反腐壓力這么大的狀況下，地方政府對上馬PPP也存在顧慮。一直以來，國有資產重組的過程中，賤賣國有資產、私下交易的被揭露的很多，政府無形的壓力也不小。比如一個民間資本進入到公共汽車建設和運營領域，價格評估很關鍵：價格評估高了，民間資本不愿意介入;價格評估低了的話，外界容易形成賤賣國有資產的批評聲。
在PPP模式中，除了上述合理定價的問題，還有合作股權評估、資產的評估等，要讓各方都認可，必須要形成新的治理機制—因為如果程序不夠規范，即便最終合作達成了一個合理的市場交易價，也可能被認為存在私下利益交易，所以要實現決策的公開透明和程序規范。
一些PPP模式，即便存在虧損，民間資本也可以介入，關鍵看利益補償機制。比如在香港地鐵，票價收入也難以覆蓋運營成本，但香港地鐵不是靠財政補貼支撐，是靠周邊土地的捆綁收益。在內地，盡管可能出于公益目的，但大家可能還是存有疑慮。可見決策透明、程序規范是很重要的。
通過基金創新融資
《21世紀》：現在財政部、各省都在推動示范項目，是出于什么考慮?
趙全厚：我認為是為了謀求長遠的穩定合作，因為PPP項目跨越幾十年，按常理來說，必須要按照原本的合同一直走下去。但 PPP項目，如果當初考慮不周全，容易形成歷史遺留問題。隨著時間推移，有些合同條款，需要順應大勢進行改革—這個時候到底是遵循合同，還是擱置改革，就是個問題。
《21世紀》：對于PPP項目，可以有什么創新的融資機制?
趙全厚：融資方面，首先要制定大的戰略，就是一定要走政府和市場結合、和社會資本結合的路子，不是政府包打天下。這么大體量的資金需求，資本方是不是需要形成民間資本管理機構，比如成立PPP引導基金。政府適度引導和介入，如政府購買一部分，市場各部分購買一部分，共同設立管理基金的基金委員會，公開透明，投資者都參與決策，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吸引更廣泛的社會資金和公共服務項目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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