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間,中國將建立多個國家公園,其中四川大熊貓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已經進入最后審批階段。”7月9日,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在“生態文明貴陽論壇”表示。
從去年起,國家發改委已選定9省市開展國家公園體制的試點。貴州省林業廳廳長金小麒稱,目前在中央層面對國家公園的管理制度仍在制定中,因此地方層面進行的試點,都應該持鼓勵態度。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委員會秘書長韓群力對記者表示,多數國家公園都是在原有風景名勝區、地質公園、自然文化遺產地等區域整合而來,在保護生態的同時,亦應該注重原住民的經濟發展問題。
多地積極申報
中國開始國家公園體制建設的探索,始于2015年,當時國家發改委選定北京、吉林、黑龍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等9省市開展試點。
記者從“生態文明貴陽論壇”上獲悉,目前上述9省市的試點方案均上報國家發改委,其中青海省、湖北省和浙江省三地上報的試點方案獲得通過。
事實上,2016年后,即使在未列入試點名單地區,亦開始進行單獨的試點工作,如四川省、貴州省等。
對于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蘇楊卻認為,需要注意目前國家批準的是相關地區進行國家公園的體制試點,而非直接建立國家公園。
進一步講,蘇楊認為有兩方面含義:一是全國9個試點區,可以分別對這些體制機制進行因地制宜的創新;二是試點區不一定就是未來的國家公園,未來國家公園的相關體制機制的呈現形式也不一定等同于試點區的體制機制。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駐華代表朱春全亦認為,應該鼓勵更多地方進行不同的體制探索。
朱春全稱,在世界范圍內對國家公園的管理體制亦并不相同,如澳大利亞的大多數國家公園由省一級政府管理,而且有一些是由原住民和企業管理,而英國則允許居民在國家公園內居住,同時向公眾開放,“這意味著在國家公園的體制建立上,并沒有統一的標準”。
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計劃委員會秘書長韓群力對記者表示,在沒有其他財政收入來源的情況下,通過門票收取的費用或將是日后國家公園收入的來源之一。“但這或將對保護工作帶來壓力”,因此韓群力建議落實“政府財政補貼”制度,并從中央財政中單列。
四川或推“資產贖買”
從四川省上報國家林業局的規劃看,四川省的大熊貓國家公園并非新設立一處保護區域,而是對原有多個自然保護區進行整合,包括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地質公園、自然文化遺產地、國有林場等6類保護地。
究其原因,國家林業局保護司司長張希武稱,目前自然保護區主要面臨的問題有三類,即生態系統退化,野生動物棲息地片段化、嚴重孤島化。
以四川省大熊貓為例,目前共有種群數量1864只,分布在川、陜、甘三省,相應形成33個總群。
“由于片段化、孤島化很難進行基因交流,這對野生保護是非常不利的,十分有必要通過國家公園建設,整合野生動物的棲息地,通過國家公園建設完善自然生態系統。”張希武表示。
記者獲悉,目前四川省已經開始擬定大熊貓國家公園的最終規劃范圍,核定范圍內人員、資產數量和性質,同時研究制定人員和資產處置方案。
該處置方案包括對國家公園范圍內的廠礦進行搬遷、關停,以及區域內部分居民的搬遷安置。
同時,四川省方面也向國家提議,要由中央財政對雅安市大熊貓國家公園規劃區域內的利益相關群體實行債務豁免;建立資產贖買制度,對國家公園內集體、個人資產進行必要的贖買,轉變資產所有權。
資產贖買制度,即對國家公園范圍內的林地、集體土地通過贖買、置換等轉化為國有,或進行長期租用,以穩定實施對國家公園的管理。
而北京大學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葉文虎對記者表示,四川大熊貓國家公園的規劃區涵蓋多個行政區域,且涉及國土、環保、水利、農牧等部門的職能協調問題,多頭管理的局面將造成權屬不清、職能交叉、執法合力缺乏等問題,不利于國家公園的體制建設,應該將審批權限統一到單個部門,即設立“大部制”的生態保護機構統一管理。
近年,現行資質管理制度的缺陷逐漸暴露,資質標準的不合理之處逐漸顯現,資質掛靠、違法分包和轉包等行為屢禁不止,擾亂了建筑市場的正常秩序。為此,各地建設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和廣大企業,交流了資質管理運行的現狀,提出資質標準修訂的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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