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火熱引領政策新思維

發布日期：2015-11-25來源：戰略與政策論壇編輯：伏牛山

[摘要]

　　 隨著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10號的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突然成為中國經濟領域最火熱的詞匯。有心人士留意到，從11月10號至今，中央高層已經連續四次在不同場合提及這個“供給側改革”：

　　 第二次，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強調“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

　　 第三次，11月17號，李克強總理在“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強調，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

　　 第四次，11月18號，習近平主席在APEC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時，再提“供給側改革”，指出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要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從11月10號到18號，前后不過9天而已，習李就連續四次提及“供給側改革”，可見中央高層對這一改革寄予厚望，特別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僅在國內是這樣部署的，在向國外宣示中國經濟藥方時，也著重提及供給側。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將迎來一次不小的變化。

　　 供給側改革是什么意思？

　　 以往我們談及經濟增長時，總會說到“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經濟行不行，看看這三個指標的情況就知道個大概——這從經濟學角度看屬于“需求側”的三大需求，與之相對應的是“供給側”，也就是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除供給約束，積極進行供給干預促進經濟發展。這種改革具體而言，一方面將發展方向鎖定為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也要求改革現在的一些抑制供給的體制或政策，比如縮緊的貨幣政策和繁瑣的審批制度等。

　　 我們熟悉的通過擴大投資、鼓勵消費等方式擴大需求，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在經濟學上屬于需求側管理。而供給側管理重在通過鼓勵企業創新、促進淘汰落后、降低稅費負擔等方式，推動經濟發展。

　　 這顯然和“加大投資”、“促進消費”、“提高出口”的經典發展模式不同，不然也不會引起那么多討論了。

　　 高層為何此時要轉變思路？

　　 如果聯系我國經濟目前所面臨的問題，理解高層轉變增長思路就并不難。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飛速發展，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在長期形成的粗放式發展慣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業和一般制造業形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不僅加大了經濟下行壓力，而且成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的重負。此外，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公共服務、社會公平等領域，也存在著很多短板。

　　 前段時間火遍朋友圈的網文《為何中國造的出高鐵大飛機，人們還去日本搶購馬桶蓋？》，之所以會讓那么多人產生共鳴，皆因其直接道出中國經濟供給側結構出了問題的現狀：你生產了很多東西是沒錯，可我并不需要那么多鋼鐵水泥，我想要的優質馬桶蓋、放心嬰兒奶粉、高級電子設備等等，你卻無法提供，那我就只能去買外國貨了啊。

　　 吳敬璉：經濟短期問題要供給側入手

　　 事實上，在供給側改革提出之前，中國經濟學術界也基本形成了共識，那就是單純依靠原有的體制性改革實際上已很難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因為中國經濟進一步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空間已經變得極其有限，中國改革必須開辟新的篇章，從這一角度看，供給側改革的提出可謂適逢其時。

　　 可以說，經濟學界的供給學派，中國將“供給側改革”上升為國策也與中國供給學派學者長期不懈的推動有直接關系。有著“中國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之稱的吳敬璉，近年來多次對“三駕馬車”理論提出質疑，并認為“經濟短期問題要從供給側入手”。

　　 11月6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吳敬璉在第六屆財新峰會上表示：“需求側是重要的，但是更多是短期問題，屬于凱恩斯主義。短期的問題仍要立足長期，要從供給側下手。”

　　 談到經濟下行的原因，吳敬璉分析稱，表層原因在于需求下降，需求就是三個方面，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對于政府而言，最容易解決的就是投資需求。短期問題當然需要解決，至于深層次原因還是供給側的不足。“供給不足在于新增勞動力、新增投資以及效率的不足。”

　　 吳敬璉得到公眾的支持，主要原因要追溯到他在“股市大辯論”中鮮明的態度和他對“建立一個好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呼吁。2000年-2001年，吳敬璉對中國股市“賭場論”的判斷，引發了一場由學者、公司、股民普遍參與的激烈爭論，吳敬璉對中國不規范的資本市場的真言與批評，讓他贏得了人們的尊重，因而被稱作“中國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

　　 這位“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曾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見，這次他又說對了。

　　 可以預見的是，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經濟產業結構將進一步優化，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要加快發展，而產能嚴重過剩行業要加快出清，這樣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競爭力。

　　 中南海智囊劉鶴研究風格接近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學派

　　 中南海智囊劉鶴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其研究風格接近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學派，而習近平日前也強調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都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思維已出現重大轉向。和訊網在本篇文章中為讀者闡述中國語境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內涵與特點。

　　 11月10日，兩則消息引起注意：一是孫冶方經濟科學獎頒獎典禮于8日在杭州舉行，專門提到了劉鶴在2012年發表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獲得了論文獎（孫冶方獎是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李克強、周小川、吳敬璉、厲以寧、樓繼偉、陳錫文、林毅夫等都曾獲獎）；再就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于10號上午召開，習近平的講話中有這樣一句：“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劉鶴素有“首席經濟智囊”、“中南海經濟智囊”之稱，其一言一行常被解讀為中國經濟的風向標，他曾經被稱之為“改革派和實用主義者”，而從學理角度來觀察，劉鶴被認為是更接近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而此次中財小組會議的有關“供給”的強調，無疑是出自于作為該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劉鶴之手。

　　 何謂“新供給主義經濟學”

　　 在本屆政府換屆前后，以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為代表的一批知名學者、政府官員和金融高管舉起新供給主義的大旗，希冀新一屆政府的宏觀政策從需求式管理適當轉向供給側調控，“解除供給抑制”是這一學派開出的藥方。他們認為，上世紀八十年美國里根和中國鄧小平政府的經濟政策異曲同工，兩者都是從激發產品提供的供給側入手，美國避免了滯漲，中國則迎來了黃金發展期，此一學派的具體政策包括減稅、打破壟斷、減少管制、產權多元化、市場自由化、公平分配、加快城鎮化等。

　　 而新一屆政府換屆后的諸多政策，也恰恰同供給學派的主張有很多重合之處，李克強總理在談到當前經濟發展問題時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實現預期目標的空間已經不大。而取消或下放審批權、機構改革、營改增激發企業活力、加快城鎮化進程、推進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新政恰恰是新供給學派的政策建議，故而有觀點認為，克強經濟學帶有濃厚的供給學派色彩。

　　 劉鶴強調的“供給”

　　 劉鶴雖然并非是“中國新供給50人論壇”成員，但是他的學理方向無疑更接近于“新供給主義經濟學”。早在十七大時期，劉鶴就已經提出了自己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認識：轉變增長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的知識含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多是改進供給效率，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要轉變總需求結構，要從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第二是轉變供給結構，從依靠第二產業拉動增長，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特別是服務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轉變要素投入，從數量擴張轉向依靠知識、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而對于金融危機的后續處理，劉鶴認為，金融危機后全球需求市場相對低迷，去杠桿化的過程還在深化，消費者的支出行為更為審慎，資源環境的約束強化，傳統的商業擴張模式已經難以具有生命力。他認為現在特別需要提倡創新商業模式，而創新商業模式的關鍵是在理解消費者潛在的需求，理解生產要素和供給條件變化，理解全球經濟支撐新環境的基礎之上，通過創新新的供給方式啟動需求。

　　 新供給主義的中國邏輯

　　 最后我們來看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家們的主張，相信很多小伙伴會感覺似曾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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